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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人是需要“独”的。所谓“独”，就是个体性工作。一个人天天灯红酒绿，日日游山玩水，很难做成什么学问。真正出类拔萃的专家、学者，无一不具有独自冲锋陷阵的能力，也无一不可以长期经受无人问津的寂寞与乏人理解的孤独。

不过，任何事都忌讳走极端。在特定的时候，知识人的“群”也可以产生惊人能量。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人写的文章里常提到一个地名：来今雨轩。最初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北平中央公园（后改名中山公园）一家普通的茶社和饭庄，只是因当时的知名文人喜欢在此聚集，才有了盛名。这家店，鲁迅去过，杨振声、萧乾等等也去过，沈从文更是常客。1933年8月，沈从文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隔那么一两个月就约朋友们聚会一次。沈从文对这种聚会是高度重视的，每次都要写简短的通知信，且无例外地由他付钱做东。大家前前后后来，随随便便坐，然后形成以沈从文为中心的聊天圈子。聊天没有一定的议题，有时谈时局，有时论人生，有时说文学与写作。

同一时段，北平还有一个同样著名的公共活动空间，那就是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太太的客厅”之名来自同时代一著名的女作家，略含嘲讽之意，却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太太的客厅有效地关联着一批知识人。与沈从文的聚会侧重创作圈不同，兼有文学家和建筑学家双重身份的林徽因之“太太的客厅”则什么知识人都有，甚至连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萧乾、卞之琳也赶去参加，徐志摩、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陈岱孙、周培源更是经常出入其中。他们有的写诗，有的研究逻辑，有的钻研政治、经济、物理学。林徽因非常喜欢这种生活，以至对家务事生出了厌倦。她在写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好友费慰梅的信中说：“每当我做些家务活儿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务，因为我的心总一半在旁处，并且一路上在诅咒我干着的活儿”。

人不可能孤立而存在，我们面对的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一个“群”。只是有的“群”天生就存在，比如血亲群；有的“群”后天才集聚，比如同学群、同事群、朋友群、兴趣同人群。“群”的第一个功能是确认彼此的眼神，让大家产生同类感、共情感。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烟火，哪怕从事同一种工作，也不会经历一模一样的生活。彼此交流的过程，其实也是交换各种信息、做事技巧的过程。知识人又各具专长，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信息、技巧更具含金量。20世纪30年代北平这两个著名的文人圈，对开阔文人的视野非常有帮助。“京派文学”之产生，便与文人们的聚会有一定关联。

从某种意义说，高质量的“群”，其实是一个社会托举我们的手臂与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