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经济参考报》刊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的文章说，当前降成本,首要的是降低宏观成本，也就是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制度成本。

过去我国的发展是低成本、低附加值，现在变成高成本，但整体看依然是低附加值。经济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根本原因是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制度成本高。

资源错配，投入多，产出少，经济运行成本自然会高。产能过剩意味着设备利用率低，有大量的无效成本;杠杆率高意味着财务费用过重，成本就上去了;库存多导致资金周转慢，也推高成本，这些都是资源错配的成本。“僵尸企业”就是典型的资源错配，杠杆率高实际也是资金的配置出了问题。要素不能市场化配置，不能用在合适的途径上，会提高整个经济运行成本，多数企业难以幸免。

而社会诚信缺失，风险水平上升，经济社会运行成本也会全面提高。若许多企业不讲诚信，则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会大大增加。融资成本高，也与诚信不足引发的风险扩大直接相关。为规避风险，过度的增信措施，如抵押、担保、认证和公证等最终都会添加到融资成本的账单上。

制度变迁迟缓，风险溢出会导致成本上升。生产、生活的成本本质上都是因风险转化而来的。当定价机制不是按照历史成本，而是按照未来的风险来定时，公共风险水平就会上升，意味着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变贵。

要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就要加快制度创新步伐，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

比如，加快财税改革，从收钱、花钱方式的改革来倒逼国家治理方式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一个国家收钱、花钱的方式，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治理方式。财政支出结构固化、资金使用碎片化，表面上看是财政事务问题，从深层看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当前，需借党和国家机构系统性重塑的东风，真正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再比如，加强和完善法治，保护产权，稳定预期，提升社会诚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