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社科司7月7日发布通知称，将对研究超期未完成的1453个人文社科科研项目进行集中清理。对相关项目要追回已拨经费，还要追究责任，相关责任人3年内不得再申报，用项目经费购置的图书、设备要全部上交依托学校。教育部社科司提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实行信誉管理，项目完成情况将记入项目责任人信誉档案。

据记者了解，这1453个项目不仅涉及北大、清华、人大、复旦、浙大等名校，还涉及知名学者。例如，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的项目《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济和社会绩效研究》等。

是这些学者对自己能力估算过高，以至于无法完成项目吗？肯定不是。根据披露的名单，这1400多个项目涉及的学者里，也有国内顶尖高校里成果丰厚、成名已久的学者。

这背后反映出的其实是高校科研体制中“项目激励”存在问题。在比拼学术GDP的年代，高校将职称待遇与项目直接挂钩。一个普通教师，课上得再好、学问再渊博，没有项目，就评不上职称、提不了待遇，更有可能被扫地出门。因此，有没有项目，就真真正正是“存亡之别，高下之分”了。

但问题的另一面来了：高校只管有没有项目，每年项目申请季，很多高校都面向老师开“申请培训班”，各级领导个个用心督促、引导、推动，但对后续事项并不在意。毕竟，项目完成与否、质量如何，只关乎相关学者的声誉评价利益，对本院系、本校领导的业绩报告没有任何影响。

更有一个负面影响因素，是日益严苛的经费使用、申报制度，令很多学者无所适从，干脆就在项目到手、职称解决之后，将项目置之高阁算了。于是，与大学生“严进宽出”异曲同工的是，高校老师们的项目也是“勤申请、懒完成”。

这完全违背了国家设立社科项目资助的本意。学者们如此大规模地“拖延”，也是学术责任感不强、学术风气不正的体现。此次“清理”行动，应该对各方会起到警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