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是一名外交家，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黄仁宇尝言，治史须“放宽历史的视界”。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当得此语。

若言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则可谓琦善为近代中国“努力外交”之第一人。当然，此需放宽历史视界而检讨之。琦善之“奸臣误国”，受英人贿赂而撤防、主和以致败，不独鸦片战争初息便为朝野共认，且主导了之后百余年的主流“历史”。至今学校历史课讲述鸦片战争时仍常见师生斥骂琦善之痛恨加鄙夷表情。其实，琦善之种种罪状纯出朝中“清议”的构陷，蒋氏在其书中为琦善辩诬，考之甚详。

琦善系林则徐两广总督继任者，对中英之战诚然悲观，但此“悲观”是其识见“超人”之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蒋氏说：“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

宋以降，主战、主和的朝议之争，由于受制于泛道德主义思维，遂有了忠奸顺逆的道德色彩。主战即为忠臣，主和即为奸逆。其实，战争的发动与否（“打”还是“不打”）不可仅凭意气，无论这意气是否多高尚，而应凭对战争双方形势的审察及对战争的成本与收益的核算。

时论指责琦善“奸臣误国”的背后是不认输、不服输之虚骄，既然如此，当然谈不上知不足而谋自强。因此，晚清的自强运动并非始自鸦片战争受挫于英，而是始自20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受挫于英、法。由此，蒋氏认为，“虚骄自大”使得中华民族白白“丧失了二十年的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