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柏杨当年有个发现，那就是不拘海内海外，只要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对不起”这句话的使用频率便非常低。柏杨先生所举都是大街上或是公共汽车上这些公共场所，原本屁大点事，由于吝惜一句“对不起”而终至酿成事端的例子。

我的观察却和柏杨先生颇有不同。也许是中国社会的确在进步吧，我发现，现在大街上，或其他公共场所，“对不起”的使用频率还是非常高的。这意味着，在大街上，面对陌生人，人们并不吝于释放自己的善意。

但到了单位、家里，情况就不同了，“对不起”的使用频率依然很低。熟人之间、同事之间、夫妻之间，说声“对不起”怎么就这么难？

上海作家周宛润曾写过一部名为《五妹妹的女儿房》的小说，里面有个细节我一直难忘：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罗五妹和王革生结婚后不久，就有了第一个女儿安妮。在有了孩子之后，两个人的内心开始有了他们自己都未必察觉的变化。他们努力学会理性和克制。他们第一次说“对不起”，是一场争吵之后：“他们对看了一会儿，忽然异口同声地向对方道歉：‘对不起！’”这声“对不起”把两人都弄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在这对弄堂男女的语言世界里，原是没有给文绉绉的“对不起”三字留一席之地的。这以后，当然还会有争吵，吵完再互相说“对不起”。对这对没什么文化的弄堂男女，“对不起”就是他们理性的象征了——“事态千钧一发之际，就靠它来挽回”。这部小说当然不及《围城》写得“聪明”，却比《围城》多了些温暖和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