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科学史家戴维·伍顿的新著《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刘国伟译中信出版集团)是关于科学革命这一常青主题的最新解读之一。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庆桥特为此撰稿，解剖这部“科学革命新史”的新颖之处。摘登如下。

科学话语的语言学溯源

该书的一大特点是，作者花了很大篇幅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科学(家)、自然、发明、发现、机器等概念进行了源流与演变的追溯，让人耳目一新。作者写道，对17世纪下半叶的新科学家而言，他们所处的情况与古典的、阿拉伯的、中世纪的前辈截然不同，他们拥有一种新语言，这种语言让思考新思想容易多了，我现在还在讲着这种语言。

在作者看来，语言问题一方面和对自然的直接干预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与广泛的概念、哲学问题交织在一起，人们思考科学问题时所使用的语言几乎完全是17世纪的一种建构。这一语言反映了科学当时正在经历的革命，但它也使那场革命成为可能。科学的诞生史，也是一部科学名词、科学语言的发展演变史。科学语言的明晰与统一，使科学的交流、讨论与传播成为可能。

在向后看的文化里向前看

作者认为，发现思想是科学革命的先决条件。科学革命发生之前，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新大陆对于推动科学进步具有革命性意义。在哥伦布之前，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的首要目标是发掘失落的古代文化，而非确立新知识。直到哥伦布证明经典地理学错得离谱，那种认为仅需阐释古人的观点即可的认识才受到了挑战。从11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欧洲大学教学里存在一种根本的连续性，即哲学是课中的核心课程，被讲授的哲学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历史被认为是重复其自身，传统被认为提供了一种指引未来的可靠向导；文明的最伟大成就被认为不存在于将来，而是存在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就这样，宗教、拉丁语文献、亚里士多德哲学都认为，不存在新知识这样的东西。

哥伦布的发现具有伟大的意义。在一个向后看的文化里，关键的区别不在旧知识和新知识之间，而是在普遍已知的知识和仅为有幸获得通向秘密智慧通道的少数人知道的知识之间。而美洲的被发现，打破了阻碍新知识发现的秘密通道。由于美洲的发现，那种认为一个人永远不该冒险进入未知领域的说法已经变得荒谬，已知世界的边界越来越多，新发现、新思想的不断涌现势不可挡，新科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新工具推动新科学的诞生

在作者看来，科学革命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新机器、新工具、新技术的发展进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与社会生活的祛魅紧密相连。作者着重举了钟表、望远镜、显微镜、印刷机等在促进科学革命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在作者看来，望远镜、显微镜对人的尺度感的冲击是巨大的。在望远镜对准的巨大空间里，人类突然显得微不足道了。与此同时，在显微镜揭示的世界里，就连人们能够想象的最小的生物也似乎很复杂。望远镜和显微镜把微粒变成了山脉，又把山脉变成了微粒。通过它们，人们能在一粒沙里看见一个世界，或者变一下，把一个世界看成一粒沙。这是尺度革命，这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对于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对于新科学的诞生，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认为，科学革命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印刷机的影响。16世纪初，印刷革命方兴未艾。我们已经看到了维萨里的《人体之结构》的出版对解剖学的影响。

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并不同步

传统的科学发展史认为，科学上的突破总是同步带来工业技术上的发展，科学被认为是技术的先导，技术被认为是科学发展的结果。而戴维·伍顿认为，新科学与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并不是同步的，而是复杂得多。比如，科学史家研究发现，蒸汽机的发明，并不是科学革命的直接结果。还比如钟表的发明制作与普及，水利工程与技术等，它们本身都体现了新科学的原理，但它们都并不必然是科学革命的结果，而是远远早于科学革命诞生。因此，从科学革命到技术革命，到工业革命，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