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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要端正人心，消灭邪说，反对偏颇行为，驳斥荒诞言论，用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思想和事业。孟子说他并非喜好辩论，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孟子是在说批判杨朱、墨翟的理由。事实上，孟子还批判了法家、纵横家、农家、黄老学者以及名家。人们可以认为也应该认为，上述孟子的严正声明，是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在战国百家争鸣中的基本立场和坚定态度。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用他的话说是“世衰道微”。七个大国你争我夺，天下大乱，读书中人不乏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救市的思想主张或具体方案。于是，独立学说蜂起，天下莫衷一是，只不过统治者多采用法家路线，作为胸怀天下的儒家代表人物，孟了提出“王道”“仁政”。孟子坚信自己的信仰和志向，因此视其他学说均为“邪说”“淫辞”，这不难理解。正如墨子攻击孔子及儒家，乃因观念、立场皆不同，自然而然。

孟子是以“圣人之徒”自居的，以捍卫圣人及“圣人之道”为己任。孔子是孟子最崇拜的圣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

孟子是孔子的忠实继承者，并有所发展。从孔子到孟子，间隔一百数十年，是一个大时代的两个不同时期。孔子的思想学说虽遭到冷遇和挖苦，但并未受到真正的理论挑战。到孟子时则不然了，儒家思想学说受到空前的尖锐批判。孟子不得不站出来，竭力维护孔子及“孔子之道”。因此，人们看到孟了亳不留情的讽刺和斥骂，不必奇怪。你可以不赞同，但你应该能理解。

在时代更迭的潮流中，各种思想的存亡兴废，并不一致。有两个方面值得深思：其一，一种思想或学说的内在价值是否具有永恒的意义，特别是关于形而上的思考，这是内因，是根本；其二，统治者的褒、贬、取舍，这是外因，是内因显现为结果的主要桥梁。于是人们看到，两千年来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得到较多而又程度不同的运用。其中，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了最初的决定性作用。

以今人眼光观之。儒家思想固然伟大，问题却也不少，而道家、法家、兵家等并非“邪说”“淫辞”，都有值得吸收和借鉴之处。同情地理解，批判地继承，永远是后人必须的态度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