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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会必然牵强，因为赴会往往是一种不近情理的穿凿，所以苏辙诗云：“烹煎崖蜜真牵强，惭愧山蜂久蓄藏。”

回顾历史，最让人刻骨铭心、不寒而栗的“穿凿”出自《闲中今古录》，其中记载:杭州教授徐一夔撰写了一份贺表，上呈朱元璋讨好，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阿谀之语，按说这马屁拍得够分量够水平，谁料朱元璋阅后却勃然大怒，他说:“生’者，憎也，讽刺我当过和尚也；光’者，说明头上无发也，说我是贼秃也；则'字，和贼同音，是笑我当过强盗也。”遂下令把教授斩了。朱皇帝如此深文周纳、穿凿附会，只能暴露他是一个嗜血成性、残忍乖戾的暴君。

不过很遗憾，这种穿凿附会之风却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而绝迹。上世纪50年代初，胡风住在北京，院子里栽了四棵树，因此自名“四树斋”。有人看到，就惊呼起来:“什么‘四树斋?'你要四面树敌吗?”这一下，吓得胡风再也不敢使用这个斋名了。

1990年代末有人画了一幅画，题目叫《同做一个梦》，画面上有三把椅子，上面放置了三顶皇冠；还有一幅画，名叫《椅子上的江山》，在椅子上涂了一团污渍。便有一位资深画家在一篇题为《擦亮眼睛》的文章指出，在英文中“椅子上的人”和“主席”几乎是同一个词，因此作者的用意不言而喻。对文艺作品进行批评，应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而不应采取穿凿比附的粗暴方式，扣帽子，打棍子。

穿凿附会虽有不同的种种，但最可怕的，是为着某种政治目的，明知穿凿却偏要附会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