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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撒手的噩耗传来，沪上雅士俗流，是万千了笔墨的。却也有这样的独辟蹊径，不讲肖邦，不讲波兰英伦，却只讲傅聪归来那次，美滋滋地吃过一碗“葱油拌面”，于是敷衍成文，于是追忆不止……

无独有偶，黄宗英西去的那几天，也有这样的“追忆”，不讲《乌鸦与麻雀》，也不讲《特别的姑娘》与《小丫扛大旗》，只讲他亲眼看见过黄宗英吃那一碗“腌笃鲜”——似乎“甜姐儿”的事，包括赵丹冯二哥，包括黄氏五兄妹，都给你们掏尽挖绝了，于是只好来写一碗“腌笃鲜”，也算被逼无奈吧！

天才大家的事儿，身后化为一碗“葱油拌面”和一碗“腌笃鲜”，这也罢了，只是这样的“套路”，如果成了“模式”，天下名人、衮衮诸公，“追忆”起来莫出其右，无非起居琐屑舌尖上的味蕾，就令人有点叹息——

比如周有光，这位文字改革的先驱，不讲他的“直声满天下”，不讲他的“匹夫有责”，反反复复讲他的“独特养生之道”，也即那每顿一碗的红烧肉。鲁迅家吃什么，已经几乎要成为博士后的课题，尤其是那一碗“绍兴梅干菜”和那一锅“青菜豆腐汤”，不是研究了又研究吗？至于那个被捧到天上去的民国才女，掘地三尺地翻箱倒柜，竟“一举发现”了她在中学时代曾经爱吃过“叉烧炒饭”，于是这一盘“叉烧炒饭”，连同她的一杯咖啡、一件旗袍，不是成了所谓“引人向往”的“生活方式”乃至那个“令人神往的时代”吗？

前段时间钱钟书先生110周年冥寿，各种论集高调出版，文学史大家王水照先生却有一句提醒：“如果研究钱钟书，大家都把兴趣集中到这些逸闻趣事上来，那么我觉得就走偏了，钱钟书研究的主要方向应该还是他的学术。”王先生为何如此告诫，是不是“切中”了什么“时弊”、“针砭”哪一种“流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