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别名《内经》，创作于先秦至汉代，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首（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从整体观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黄帝内经》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是一部影响极大的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渊源，指导中医学几千年的临床实践，备受历代医家重视，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通过对《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和哲学思想的系统梳理，使我们了解中国古人对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总结和临床实践的学术观点，对于我们坚持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坚持守正创新，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成果和技术方法，巩固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黄帝内经》的历史

（一）《黄帝内经》的名称由来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部中医典籍，《黄帝内经》被收录于“医经”中。黄帝内经所谓“医经”，就是阐释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等医学理论之著作。之所以称之为“经”，是因为其重要性。古人把具有一定法则、一般必须学习的重要书籍称之为“经”，如儒家“六经”，老子的“道德经”以及浅显的“三字经”等。之所以称“内经”，并非像吴昆《素问注》、王九达《内经合类》所称“五内阴阳之谓内”，也不是张介宾《类经》所说“内者，生命之道”，而仅仅是与“外”相对而言言。这和“韩诗内传”、“韩诗外传”，“春秋内传”、“春秋外传”，《庄子》的《内篇》、《外篇》，《韩非子》的《内储》、《外储》之意相同，只是《黄帝外经》及扁鹊、白氏诸经均已散佚不传。

（二）《黄帝内经》的成编时代

《黄帝内经》又称《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相传为黄帝所作，因此得名。但后世较为公认此书最终成型于西汉，作者亦非一人，而是由中国历代黄老医家传承增补发展创作而来。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指出的那样，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中国医药文化发祥之早。实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

1、《黄帝内经》成编时代的三种观点

关于《黄帝内经》的成编时代，古人主要有先秦时期、战国时期和西汉时期三种观点：

（1）先秦时期

持先秦时期成编观点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晋代的皇甫谧，宋代的林亿、高保衡等，他们认为像黄帝内经这样的科学巨著，非通晓智慧的圣贤大智不能为之，所以必定是黄帝所作。

（2）战国时期

持战国时期成编观点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宋代的邵雍、程颢、司马光、朱熹，明代的桑悦、方以智、方孝孺，清代的魏荔彤等，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将《黄帝内经·素问》与同样是战国时代的《周礼》相比较，有许多相同之处，足以充分证明两书是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体系的作品；其次，《史记·扁鹊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与《黄帝内经·素问》的内容相类似，但却朴素、原始得多，而《史记·仓公列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却比《黄帝内经·素问》有所进步，由此推断：《黄帝内经》应当是扁鹊时代以后、仓公时代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再次，以《黄帝内经》的文体为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先秦之文，多作韵语，而《素问》中韵语的文字特别多。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因为《四库全书》在中国古代学术界有相当高的地位，这种说法也就被许多人所接受。

（3）西汉时期

持西汉时期成编观点的明代郎瑛从夏禹时仪狄造酒的传说和“罗”出现于汉代等证据推断《素问》产生于西汉时期。

黄帝内经现代中医学专家刘长林、吴文鼎等人认为《黄帝内经》成编于西汉时期。其主要理由是：其一，《黄帝内经》全书约20万字，这在2000多年前可以说是一部巨著。编著这样的医籍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在战事连年、七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是不可能办到的。只有在西汉时期，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为医学家编著医籍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其二，西汉初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曰：“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记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黄帝内经》在书名和思想内容上与“黄老学派”的密切联系，也为只有在西汉“黄老学派”鼎盛时期才能成编提供了佐证；其三，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仓公列传》中，记述了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在接受老师公乘阳庆传授给他的十种医书中，竟没有《黄帝内经》，这也足以说明《黄帝内经》不可能成编于西汉之前。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古人认为《黄帝内经》成编为战国时期较为可信。但也不能认为《素问》、《灵枢》所有篇章尽出战国。元末明初医学家吕复对此发表过中肯的见解，认为内经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周木《素问纠略序》、程敏政《新安文献集·运气说》、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内经注辨序》等人也赞同吕复。

2、《黄帝内经》成编时代比较科学的观点

《黄帝内经》成编时代比较科学的观点是，《黄帝内经》并不是由一个作者完成于一个短时间内，而是由多个作者跨越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集结而成：

（1）先秦文体多韵语，而《黄帝内经》中一些篇章亦有不少韵语，这些章节可能是先秦时期的作品。

（2）与1973年长沙马王堆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1972年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压药简牍、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六王斌盘”和“太乙九宫占盘”相比较，可知《灵枢》中有些篇章成编于春秋战国时，有些成编于西汉更早。

（3）《黄帝内经》中引用的一些文献，如《上下经》、《睽度》等是战国甚至更早的著作。

（4）《素问·宝命全形论》中用的“黔首”一词，是战国及秦代对国民的称呼，而《素问·灵兰秘典论》中的“相傅之官”和“州都之官”则是曹魏时期出现的官名。（5）《灵枢》中个别篇章晚出，如《阴阳系日月篇》有“寅者，正月之生阳也”句，故可断定成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0）颁布太初历之后。

（6）《素问》中一些篇章用干支纪年，而采用干支纪年是东汉之事。《素问》第七卷亡佚已久，唐王冰据其先师张公秘本补入《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实际上是另一部医书《阴阳大论》。以其用甲子纪年，便可断定必在东汉汉章帝元和二年颁布四分历之后；以其曾被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时所引用，因此一定在张仲景之先。

（7）《素问》中第七十二篇《刺法论》和第七十三篇《本病论》，在王冰次注《素问》时已是有目无文，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时却将该二篇作为《素问遗篇》陈列于后。可以认为这两篇系唐宋间的伪作。

综上，《黄帝内经》成编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其笔之于编，应在战国，其个别篇章成于两汉。至于王冰之所补与刘温舒之所附不应视为《黄帝内经》文，但依惯例认为属于内经亦无不可。

（三）《黄帝内经》的传本演变

1、《素问》

《素问》之名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

林亿、高保衡等人的“新校正”说：人是具备气形质的生命体，难免会有小大不同的疾病发生，故以问答形式予以阐明，这就是《素问》本义。隋代杨上善整理《内经》，迳称为《黄帝内经太素》是颇有见地的。

《素问》自战国时代成编到齐梁间全元起作《素问训解》时，一直保持九卷的旧制，只是到全元起注《素问》时，《素问》的第七卷已经亡佚了。王冰认为是“惧非其人而时有所隐，故第七一卷师氏藏之”的缘故。王冰自谓“得先师张公秘本”，“因而撰注，用传不朽，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由于王冰补入了《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等七篇大论，并将《素问》全文广为次注，所以才从原来的九卷大大地扩展为二十四卷，从而成了如今流行的《黄帝内经素问》。当然还有元代胡氏“古林书堂”十二卷刊本和明代正统年间所刊五十卷《道藏》本，但其内容、篇目次第并无变动，一如王冰旧作。

2、《灵枢》

《灵枢》最早称《针经》。第一篇《九针十二原》就有“先立《针经》”之语，相当于自我介绍。后来又称为《九卷》，晋皇甫谧复又称之为《针经》，再后又有《九虚》、《九灵》、《黄帝针经》等名。

《灵枢》一名，始见于王冰《素问》序及王冰的《素问》注语中。王冰在注《素问》时，曾两次引用“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络”这句话，在《三部九候论》中引用时称“《灵枢》曰”，在《调经论》中引用时又称“《针经》曰”，可知《灵枢》即《针经》。而其他《素问》注中所引《针经》，皆为《灵枢》之文，则更证明了这一点。

《灵枢》名称的演变大略如此，而其命名之义则需具体分析。马翃和张介宾认为是因为枢机之玄奥。《灵枢》主要研究的是针刺问题，故称《针经》；因其卷帙为九卷，故名曰《九卷》，并因此而有《九灵》、《九虚》等名。至于《灵枢》，虽有《九卷》、《九虚》、《九灵》和《针经》等几个传本系统，但隋唐以后都亡佚了。宋代林亿、高保衡等人校正医书时也因其残缺过甚而欲校不能。南宋史崧所献的《灵枢经》虽与王冰所引之《灵枢》及王唯一所引之《灵枢》在内容上均有所不同，但毕竟是存世的唯一版本。史崧之所以将《灵枢》改成二十四卷，也只是为了与王冰所注之《素问》卷数相同而别无深意。因为原本这两部书都是九卷，所以最终都成了二十四卷。

元代胡氏“古林书堂”刊本将《灵枢》并为十二卷，也是与其所刊《素问》十二卷本相匹配。至于明刊《道藏》本之《灵枢》只有二十三卷而不是五十卷，则是因为《灵枢》较《素问》文字量少的缘故。

总之，王冰次注的二十四卷本《素问》是现存最早、又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的版本。史崧改编的二十四卷本《灵枢》是现存最早和唯一行世的版本。

二、《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

《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重点论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内容。

《灵枢》是《素问》不可分割的姊妹篇，内容与之大体相同。除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还重点阐述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

三、《黄帝内经》的目录

（一）素问目录

1、南朝·全元起篇

卷一，平人气象论第一，决死生篇第二，脏气法时论第三，宣明五气篇第四，经合论第五，调经论第六，四时刺逆从论第七，凡七篇。

卷二，移精变气论第八，玉版论要篇第九，诊要经终论第十，八正神明论第十一，真邪论第十二，标本病传论第十三，皮部论第十四，气穴论第十五，气府论第十六，骨空论第十七，缪刺论第十八，凡十一篇。

卷三，阴阳离合论第十九，十二脏相使篇第二十，六节藏象论第二十一，阳明脉解篇第二十二，五脏举痛第二十三，长刺节篇第二十四，凡六篇。

卷四，生气通天论第二十五，全匮真言论第二十六，阴阳别论第二十七，经脉别论第二十八，通评虚实论第二十九，太阴阳明表里篇第三十，逆调论第三十一，痿论第三十二，凡八篇。

卷五，五脏别论第三十三，汤液醪醴论第三十四，热论第三十五，刺热篇第三十六，评热病论第三十七，疟论第三十八，腹中论第三十九，厥论第四十，病能论第四十一，奇病论第四十二，凡十篇。

卷六，脉要精微论第四十三，玉机真藏论第四十四，刺疟篇第四十五，刺腰痛篇第四十六，刺齐论第四十七，刺禁论第四十八，刺志论第四十九，针解篇第五十，四时刺逆从论第五十一，凡八篇。

卷七，阙。

卷八，痹论第五十二，水热穴论第五十三，从容别白黑第五十四，论过失第五十五，方论得失明著第五十六，阴阳类论第五十七，四时病类论第五十八，方盛衰论第五十九，方论解第六十，凡九篇。

卷九，上古天真论第六十一，四气调神大论第六十二，阴阳应象大论第六十三，五脏生成篇第六十四，异法方宜论第六十五，咳论第六十六，风论第六十七，厥论第六十八，大奇论第六十九，脉解篇第七十，凡十篇。

以上九卷，合七十篇也。

2、唐·王冰篇

摄生，阴阳，脏腑，治法，脉法，病机，病证，刺法，精气血，运气，四诊合参。

卷一，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金匮真言论篇第四。

卷二，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离合论篇第六，阴阳别论篇第七。

卷三，灵兰秘典论篇第八，六节藏象论篇第九，五藏生成篇第十，五藏别论篇第十一。

卷四，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玉版论要篇第十五，诊要经终论篇第十六。

卷五，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平人气象论篇第十八。

卷六，玉机真藏论篇第十九，三部九候论篇第二十。

卷七，经脉别论篇第二十一，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宣明五气篇第二十三，血气形志篇第二十四。

卷八，宝命全形论篇第二十五，八正神明论篇第二十六，离合真邪论篇第二十七，通评虚实论篇第二十八，太阴阳明论篇第二十九，阳明脉解篇第三十。

卷九，热论篇第三十一，刺热篇第三十二，评热病论篇第三十三，逆调论篇第三十四。

卷十，疟论篇第三十五，刺疟篇第三十六，气厥论篇第三十七，咳论篇第三十八。

卷十一，举痛论篇第三十九，腹中论篇第四十，刺腰痛篇第四十一。

卷十二，风论篇第四十二，痹论篇第四十三，痿论篇第四十四，厥论篇第四十五。

卷十三，病能论篇第四十六，奇病论篇第四十七，大奇论篇第四十八，脉解篇第四十九。

卷十四，刺要论篇第五十，刺齐论篇第五十一，刺禁论篇第五十二，刺志论篇第五十三，针解篇第五十四，长刺节论篇第五十五。

卷十五，皮部论篇第五十六，经络论篇第五十七，气穴论篇第五十八，气府论篇第五十九。

卷十六，骨空论篇第六十，水热穴论篇第六十一。

卷十七，调经论篇第六十二。

卷十八，缪刺论篇第六十三，四时刺逆从论篇第六十四，标本病传论篇第六十五。

卷十九，天元纪大论篇第六十六，五运行大论篇第六十七，六微旨大论篇第六十八。

卷二十，气交变大论篇第六十九，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

卷二十一，六元正经大论篇第七十一，刺法论篇第七十二（遗篇），本病论篇第七十三（遗篇）。

卷二十二，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

卷二十三，著至教论篇第七十五，示从容论篇第七十六，疏五过论篇第七十七，徵四失论篇第七十八。

卷二十四，阴阳类论篇第七十九，方盛衰论篇第八十，解精微论篇第八十一。

（二）灵枢目录

卷一，九针十二原第一，本输第二，小针解第三，邪气藏府病形第四。

卷二，根结第五，寿夭刚柔第六，官针第七，本神第八，终始第九。卷三、经脉第十，经别第十一，经水第十二。

卷四，经筋第十三，骨度第十四，五十营第十五，营气第十六，脉度第十七营卫生会第十八，四时气第十九。

卷五，五邪第二十，寒热病第二十一，癫狂第二十二，热病第二十三，厥病第二十四病本第二十五，杂病第二十六，周痹第二十七，口问第二十八。

卷六，师传第二十九，决气第三十，肠胃第三十一，平人绝谷第三十二，海论第三十三五乱第三十四，胀论第三十五，五癃津液别第三十六，五阅五使第三十七，逆顺肥瘦第三十八血络论第三十九，阴阳清浊第四十。

卷七，阴阳繋日月第四十一，病传第四十二，淫邪发梦第四十三，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第四十四，外揣第四十五，五变第四十六，本藏第四十七。

卷八，禁服第四十八，五色第四十九，论勇第五十，背俞第五十一，卫气第五十二论痛第五十三，天年第五十四，逆顺第五十五，五味第五十六。

卷九，水胀第五十七，贼风第五十八，卫气失常第五十九，玉版第六十，五禁第六十一动输第六十二，五味论第六十三，阴阳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卷十，五音五味第六十五，百病始生第六十六，行针第六十七，上膈第六十八，忧恚无言第六十九寒热第七十，邪客第七十一，通天第七十二。

卷十一，官能第七十三，论疾诊尺第七十四，刺节真邪第七十五，卫气行第七十六，九宫八风第七十七。

卷十二，九针论第七十八，岁露论第七十九，大惑论第八十，痈疽第八十一。

四、《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

（一）《黄帝内经》的理论精神

《黄帝内经》的基本理论精神包括：整体观念、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预防养生和运气学说等。

1、“整体观念”

《黄帝内经》的“整体观念”强调人体本身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同时人体结构和各个部分都是彼此联系的。

2、“阴阳五行”

《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是用来说明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

3、“藏象经络”

《黄帝内经》的“藏象经络”是以研究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的。

4、“病因病机”

《黄帝内经》的“病理病机”阐述了各种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后是否发病以及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内在机理。

5、“诊法治则”

《黄帝内经》的“治法治则”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

6、“预防养生”

《黄帝内经》的“预防养生”系统地阐述了中医的养生学说，是养生防病经验的重要总结。

7、“运气学说”

《黄帝内经》的“运气学说”研究自然界气候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指导人们趋利避害。

历代医家用分类法对《黄帝内经》进行研究。其中分类最繁的是杨上善，分做18类；最简的是沈又彭，分做4卷。各家的认识较为一致的是脏象（包括经络）、病机、诊法和治则四大学说。这四大学说是《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二）脏象学说

《黄帝内经》的脏象学说是研究人体脏腑组织和经络系统的生理功能、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在外的表象乃至与外环境的联系等之学说。脏象学说是以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为物质基础的。当然有关解剖学之内容还远不止此，但更重要的还是通过大量的医疗实践不断认识、反复论证而使此学说逐渐丰富起来的，最终达到了指导临床的高度。

《黄帝内经》充分认识到“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辩证法则，使脏象学说系统而完善。脏象学说主要包括脏腑、经络和精气神三部分。脏腑又由五脏、六腑和奇恒之腑组成。

五脏，即肝、心、脾、肺、肾。

六腑，即胆、胃、大肠、小肠、膀胱和三焦。

奇恒之腑也属于腑，但又异于常。系指脑、髓、骨、脉、胆和女子胞。这里边胆即是大腑之一，又属于奇恒之腑。

脏腑虽因形态功能之不同而有所分，但它们之间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合作、相互为用的。

经络系统可以分经脉、络脉和腧穴三部分。经脉有正经十二：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十二经脉首尾相联如环无端，经气流行其中周而复始。另有别于正经的奇经八脉：督脉、任脉、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

经脉之间相交通联络的称络脉。其小者为孙络不计其数；其大者有十五，称十五络脉。《灵枢·经脉》叙述的非常详细。

腧穴为经气游行出入之所，有如运输，是以名之。《黄帝内经》言腧穴者，首见《素问·气穴论》，再见于《素问·气府论》，两论皆言三百六十五穴。实际《气穴论》载穴三百四十二，《气府论》载穴三百八十六。

精气神为人身三宝。精，包括精、血、津、液；气，指宗气、荣气、卫气；神，指神、魂、魄、意、志。精和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气和神又是人体的复杂的功能，也可以认为气为精之御，精为神之宅，神为精气之用。

（三）病机学说

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转归及变化等之内在机理的学说称病机学说。《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都是此学说的内容。

1、病因

引起人发病的原因很多，《黄帝内经》将其归纳为二类。风雨寒暑实为“六淫”的概括；阴阳喜怒乃“七情”的概括；饮食居处即“饮食劳倦”。可以认为这就是后世三因说之滥觞。

2、发病

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着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这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之意。《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评热病论》所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等，都论证了这一点。

3、病变

疾病的变化是复杂的，《黄帝内经》概括病变也是多方面的，有从阴阳来概括的，用表里中外归纳的，用寒热归纳的，从虚实而论者，实指邪气盛，虚指正气衰。概括说来，有正虚而邪实者，有邪实而正不虚者，有正虚而无实邪者，有正不虚而邪不实者。

（四）诊法学说

望闻问切四诊源于《黄帝内经》。

1、望诊

望诊包括观神色、察形态、辨舌苔。观神色者，如《灵枢·五色》、《灵枢·五阅五使》和《灵枢·五色》所载，这些在临床上都很有意义。

察形态者，是察看人的骨肉皮肤而推断病情，在临床上虚实是错综复杂的，只有知其常，才能达其变。

辨舌苔者，如《素问·热论》、《素问·刺热论》和《灵枢》所载等。

2、闻诊

闻诊包括闻声和嗅气味。闻声音者，是听患者的声音而诊断病情。其次是嗅气味，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说，肝病其臭臊，心病其臭焦，脾病其臭香，肺病其臭腥，肾病其臭腐。

3、问诊

问诊是问询患者的自觉症状，以诊断病情。

4、切诊

切诊包括切脉与切肤。《黄帝内经》言切脉最详，主要为：（1）三部九候法

即分头手足三部，每部分天地人三候。

（2）人迎寸口脉法

即兼诊人迎和寸口两处之脉，互相比较。

（3）调息法

即调医者之呼吸，诊病人之脉候。

（4）谓胃气脉

脉象之中有无胃气，至关重要，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

（5）六纲脉

《黄帝内经》所载脉象很多，如浮、沉、迟、数、虚、实、滑、涩、长、短、弦、细、微、濡、软、弱、散、缓、牢、动、洪、伏、芤、革、促、结、代、大、小、急、坚、盛、躁、疾、搏、钩、毛、石、营、喘等等。但常以六脉为纲加以概括。

其次是切肤：肤泛指全身肌肤，按肌肤而协助诊断的内容很多，如“按而循之”、“按而弹之”等。但论之最详细的是切尺肤。因为脉象与尺肤有必然的联系，故诊病时亦可互相配合。

（五）治则学说

研究治疗法则的学说称治则学说。

1、防微杜渐

包括未病先防和已病防变。如“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等皆言预防疾病，有病早治防其传变。

2、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因时制宜者，是告诫医者用药勿犯四时寒热温凉之气。因地制宜者，在治疗时不可一概而论，必须加以区别。而《素问·异法方宜论》论述东南西北中“一病而治各不同”的因地制宜甚详，如东方之域，其治宜砭石；西方之域，治宜毒药；北方之域，治宜灸祔；南方之域，治宜微针；中央之域，治宜导引按偁。

因人制宜者，如《素问·五常政大论》和《素问·征四失论》所载。

3、标本先后

即因病之主次而先后施治。有关标本先后施治的大法在《素问·标本病传论》中叙述最详。

4、治病求本

这是《黄帝内经》治则中最根本的一条。《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治病必求于本。”

5、因势利导

在治病求本的基础上巧妙地加以权变。

6、协调阴阳

此为治疗之大法要义。

7、正治反治

正治亦称逆治，是与病情相逆的直折的治疗方法。比如“热者寒之，寒者热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之类；反治也称从治，如“寒因寒用，热因热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之类。

8、适事为度

无论扶正还是祛邪都应适度，对于虚实兼杂之症，尤其应当审慎。切记“无盛盛，无虚虚”，即使用补，也不能过。

9、病为本，工为标

《素问·汤液醪醴论》指出：“病为本，工为标。”这是说病是客观存在的，是本；医生认识治疗疾病，是标。医生必须以病人为根本，这样才能标本相得，治愈疾病。

10、辨证施治

《黄帝内经》虽未提出“辨证施治”一词，却有辨证施治之实。上述几点均含此意，而书中已有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八纲辨证、六经辨证的内涵。

11、制方遣药

《黄帝内经》虽载方药无多，但其方药之理已具。

12、针刺灸祔

《黄帝内经》言经络、腧穴、针刺、灸祔者非常多，仅仅补泻手法就有呼吸补泻、方员补泻、深浅补泻、徐疾补泻和轻重补泻等，这些手法一直被后世所沿用。

五、《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

《黄帝内经》接受了中国古代唯物的气一元论的哲学思想，将人看作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宇宙万物皆是由其原初物质“气”形成的。在“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观念指导下，将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老子在《道德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认为构成世界的原初物质是形而上者的“道”。宋钘、尹文将这种原初物质称之为“气”。《黄帝内经》受这些学说的影响，也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在天地未形成之先便有了气，充满太虚而运行不止，然后才生成宇宙万物。这其实是揭示天体演化及生物发生等自然法则。在宇宙形成之先，就是太虚。太虚之中充满着本元之气，这些气便是天地万物化生的开始。由于气的运动，从此便有了星河、七曜，有了阴阳寒暑，有了万物。阴阳五行的运动，总统着大地的运动变化和万物的发生与发展。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

《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是相参相应的，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无时无刻不对人体发生影响。《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是说人和宇宙万物一样，是禀受天地之气而生、按照四时的法则而生长。人生天地之间，必须要依赖天地阴阳二气的运动和滋养才能生存。

人体的内环境必须与自然界这个外环境相协调、相一致，这就要求人对自然要有很强的适应性。《灵枢·五癃津液别》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这显然是水液代谢方面对外环境的适应。人的脉象表现为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同样是由于人体气血对春夏秋冬不同气候变化所做出的适应性反应，以此达到与外环境的协调统一。如果人们违背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养生之道，就有可能产生病变。就是一日之内、日夜之间，人体也会随天阳之气的盛衰而相应变化。如果违反了客观规律，也会受到损害。

人与自然这种相参相应的关系在《黄帝内经》中是随处可见的。无论是生理还是病理，无论是养生预防还是诊断与治疗，都离不开这种理论的指导。

（三）人是阴阳对立的统一体

人是阴阳对立的统一体，这在生命开始时已经决定了。具有生命力的父母之精相媾，也就是阴阳二气相媾，形成了生命体。生命体形成之后，阴阳二气存在于其中，互为存在的条件。相互联系、相互资生、相互转化，又相互斗争。

从人体的组织结构上看，《黄帝内经》把人体看成是各个层次的阴阳对立统一体，还把每一脏、每一腑再分出阴阳，从而使每一层次，无论整体与局部、组织结构与生理功能都形成阴阳的对立统一。

（四）人体是肝心脾肺肾五大系统的协调统一体

《黄帝内经》所说的五脏，实际上是指以肝心脾肺肾为核心的五大系统。

以心为例：心居胸中，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主神明，主血脉，心合小肠，生血、荣色，其华在面，藏脉、舍神、开窍于舌、在志为喜。在谈心的生理、病理时，至少要从以上诸方面系统地加以考虑才不至于失之片面。因此可以每一脏都是一大系统，五大系统通过经络气血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体。这五大系统又按五行生克制化规律相互协调、资生和抑制，在相对稳态的情况下，各系统按其固有的规律从事各种生命活动。

（五）生命观

《黄帝内经》否定超自然、超物质的神的存在，认识到生命现象来源于生命体自身的矛盾运动。认为阴阳二气是万物的胎始。对整个生物界，则认为天地万物和人都是天地阴阳二气交合的产物。阴阳二气是永恒运动的，其基本方式就是升降出入。

《黄帝内经》把精看成是构成生命体的基本物质，也是生命的原动力。在《灵枢·经脉》中还描绘了胚胎生命的发展过程：“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这种对生命物质属性和胚胎发育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

（六）形神统一观

《黄帝内经》对于形体与精神的辩证统一关系作出了说明，指出精神统一于形体，精神是由形体产生出来的生命运动。

在先秦诸子中对神以及形神关系的认识，没有哪一家比《黄帝内经》的认识更清楚、更接近科学。在《黄帝内经》中关于形神必须统一、必须相得的论述颇多，如《灵枢·天年》和《素问·上古天真论》。如果形神不统一、不相得，人就得死。如《素问·汤液醪醴》和《素问·逆调论》。《黄帝内经》这种形神统一观点对中国古代哲学有非常大的贡献。

《黄帝内经》以五行为框架，以人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形成医学家所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

1、五行

木、火、土、金、水。

2、方位

东、南、中、西、北。

3、时序

春、夏、长夏、秋、冬。

4、五气

风、暑、湿、燥、寒。

六、《黄帝内经》的价值影响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除《黄帝内经》外，其他医经均已亡佚。因此，《黄帝内经》便成了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

《黄帝内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不仅仅是一部经典的中医名著，更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巨著，以生命为中心，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命题——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包含着哲学、政治、天文等多个方面学科的丰富知识，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

（一）中医渊薮

《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它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黄帝内经》在中国医学有着很高的地位，后世历代有所成就医家，无不重视此书。曾被译成日、英、德、法等文字，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黄帝内经》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思想，阐述人与自然以及生理，解剖，病理，诊断和养生防病治病方面的原则问题。成为中国医学的基石，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临床各科诊治的依据，被后世奉为“经典医籍”，为学中医者必读之书。是研究中医学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思想基础及精髓，在汉民族近二千年繁衍生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它的医学主导作用及贡献功不可没。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渊薮，是一部综合论述中医理论的经典著作。它的集结成编是以古代的解剖知识为基础，古代的哲学思想为指导，通过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以及医疗实践的反复验证，由感性到理性，由片断到综合，逐渐发展而成，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原则和学术观点。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同时，也为后世中医学的不断完善与向前发展提供了可能。《黄帝内经》不仅是当时医学发展水平的最佳见证，同时，也是现代中医学研究发展的可靠基石。

首先，《黄帝内经》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如“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素问·经脉别论》）以及“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的记载，是对人体水液代谢过程的形象描述，成为后世治疗水肿病从肺、脾、肾三脏入手的理论基础。现代治疗肾源性水肿、心源性水肿多从调治肺、脾、肾入手，其理论来源都出自《黄帝内经》。再如，《素问·五脏别论》中“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的观点，即为后世“诊脉独取寸口”的滥觞；《素问·五常政大论》中“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的劝诫，成为中医临床遣药用方、养生防病一贯默守的至理名言。

除此而外，《黄帝内经》中还有许多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其他内容，涉及养生、预防、针灸、调摄等诸多方面，有效地指导着人们的防病治病。特别是其中的“治未病”思想，在当前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更为世人关注和瞩目。

《黄帝内经》的理论对于现代中医临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黄帝内经》成编虽然已有2000多年，但人类个体自身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按照《黄帝内经》的理论，如果肺主气、司呼吸，心藏神、主血脉，脾升清、主运化，肝藏血、主疏泄，肾藏精、主气化的功能完全正常，一身气血周流畅通、运行无阻，人体就不会生病。《黄帝内经》所确立的独特养生防病视角，决定了它不仅为保障人民健康，繁衍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保驾护航。

（二）生命科学

《黄帝内经》是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所以《黄帝内经》被公认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

《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养生宝典。《黄帝内经》中讲到了怎样治病，但更重要的讲的是怎样不得病，怎样使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能够健康、能够长寿。《黄帝内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治未病”。《黄帝内经》中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黄帝内经》以生命为中心，里面讲了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哲学、历史等，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国学的核心实际上就是生命哲学，《黄帝内经》就是以黄帝的名字命名的、影响巨大的国学经典。

（三）哲理科学

《黄帝内经》还蕴藏了很多哲理科学，譬如对人才管理的启示，《黄帝内经》主张以医道医德尽显人道品德。

德，作为中国古代自然观的重要范畴，其外延，最终已转化为形成天地万物及自然天象运行的客观规律，而人才以内在之“厚德”外化为才学之“载物”，也是一种顺应自然和谐的内外统一。《黄帝内经》的问世，使中医的医德有了最早的文字表述和阐释。《黄帝内经》概括和总结了当时医家对医德的认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医德思想，宣告了中医医德理论的诞生。

《黄帝内经》中的医德思想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可以分为医学养生道德、医学预防道德、医学治疗道德和医学护理道德四个方面。人的身、心、行共同构成了生命，三者整合才能使人和谐发展。“德”管的就是心，身心不合，无以“扶正祛邪”，人才的选拔任用，也是应该遵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与时俱进，和谐发展，这也是现代社会人才选拔任用的标准。

（四）文献价值

《黄帝内经》的成编是对中国上古医学的第一次总结，是仅存的战国以前医学的集大成之作。所引用的古文献大约有50余种，其中既有书名而内容又基本保留者有29种，以“经言”、“经论”、“论言”或“故曰……”、“所谓……”等方式引用古文献而无法知其书名者也很多。这些古文献对了解先秦时期中医发展的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七、《黄帝内经》的哲学思想

哲学是在各种自然和社会知识归纳总结发展的基础上，对物质世界的一般规律和属性进行的理性认识，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认知体系。

《黄帝内经》理论体系是基于先秦至西汉时期文化背景下的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指导而形成，是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长期观察和反复临床实践验证，基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根据人体生命活动规律，归纳和总结出的系列理论原则和学术观点合集。《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哲学智慧，从物质观、辩证观、恒动观、整体观四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医学的思维方法及人与宇宙万物的哲学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系统梳理《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和哲学思想，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理论守正创新，强化学科交叉融合，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黄帝内经》的物质观

《黄帝内经》理论体系中的物质观主要体现在对“精气学说”“神”的认识，“精气学说”作为对宇宙万物和人体物质本原的解释，“神”主要反映人的精神意识情志思维活动。“精气学说”为稷下道家学派创立，逐渐演变为研究人体生命生理变化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古代哲学认为，“精”（也称“精气”）是对宇宙万物本原的认识；中医学中“精”的概念主要指人体之精，是藏于脏腑并流于不同脏腑间液态精华物质的统称，是对人体生命本原的认识；中医学之“气”是指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活力极强的精微物质，其概念来源于“云气说”。“神”在《黄帝内经》理论体系中分为神、魂、魄、意、志五神，五脏藏五神，心为“神”之大主，与五行、五志、五液一一对应，是对人体生命意识的分类概括和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观同样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是由物质与意识组成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都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物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与《黄帝内经》的哲学观颇为相似，而《黄帝内经》中的物质观远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物质观。

《黄帝内经》理论体系认为，天地之气上下感召而化生万物，真气布满宇宙，统率乾坤，万物的生长、变化、消亡源于天地之精气的感应、盛衰。《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布气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损益彰矣。……布气真灵，惚统坤元。”《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是说天地之气相合，六节之气划分，万物才能化生，又一次说明万物是由天地之气化生而来。《黄帝内经》理论体系认为，人亦是秉承天地之气而生，肾精是人体的根本，肾能藏精亦能泻，说明人体的生长、变化和消亡与“精气”密切相关。《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金匮真言论》云：“夫精者，身之本也。”《素问·通评虚实论》云：“精气夺则虚。”《素问·上古天真论》云：“肾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是指肾气受五脏六腑之精的滋养，五脏六腑之精又接受后天水谷之精的滋养，最终发挥功能，从而阐明了肾气发挥功能的物质基础。《黄帝内经》提出，人体精气的来源与“神”密切相关，“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说明了先天之精的来源；“五味人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说明了后天之精的来源，从物质观角度阐明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的来源。

《黄帝内经》建立以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以气为生命动力和物质基础的“精气学说”，以“神”作为生命意识体现，以此系统阐释了人类生存和天地万物的关系，解释人体结构、生理、病理变化，把自然现象、天地万物、人体生理变化统一于客观的物质世界，使这一哲学理论成为中医药最重要的理论体系的基础，充分体现了唯物主义观念，并对中医学的阴阳学说、藏象学说、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意义。

（二）《黄帝内经》的辩证观

中国道家哲学思想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运动为天地万物变化之根本，任何事物都包含阴阳两个方面，相互依存变化，蕴含辩证观、对立统一观，贯穿《黄帝内经》始终。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规律之一，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基石和动力，认为任何事物、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都包含着对立统一，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黄帝内经》的辩证观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阴阳学说，主要是从阴阳互藏、阴阳交感、阴阳对立制约、阴阳互根互用、阴阳消长、阴阳转化的不同角度阐释天地变化和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辨证治疗等。阴阳学说同样阐释了“气”构成万物的理论，气分阴阳，阴阳对立统一，推动万物生化、发展及消亡。《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开篇明理以解释天地万物变化总规律和人体生命的奥义，并以此奠定中医学理论的辨证思维方式。《灵枢·病传》云：“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把阴阳哲学观与中医学理论融为一体，成为中医理论体系“阴阳学说”形成的基础和源头。《素问·生气通天论》云：“生之本，本于阴阳。”用阴阳理论来阐释生命现象。《素问·宝命全形论》中“人生而有形，不离阴阳”，以及《素问·金匮真言论》中“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将人体概括为相对的阴和阳两个方面，指出阴阳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说明人体本身就是对立统一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指的是对立统一的平衡状态，即人体健康的状态。“阴胜则阳病”指的是阴阳对立统一状态失衡，打破了生命的健康状态而出现疾病，甚至出现“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消亡之态。

“治病必求于本”之“本”指阴阳，调节阴阳作为中医治病的总纲和基本原则高度体现了《黄帝内经》“阴阳学说”的哲学辩证观。在对立统一观念的指导下，《黄帝内经》通过“阴阳学说”全面解释生命现象、病因病机等，形成了人体脏腑分阴阳的对立统一观，生命活动的对立统一观，以及人与自然协调的对立统一观，有效指导临床辨证施治。

（三）《黄帝内经》的恒动观

1、概述

恒动观也是古代哲学的精华，更是《黄帝内经》理论体系认识宇宙万物的基本思想。《黄帝内经》理论体系认为，气是构成万物本源，其特性在“动”，气的运动称为气机。自然之气表现为“升降”运动和其他形式运动，人体之气表现为“升降出入”运动，形成了《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恒动观。朴素唯物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物质构成的，而运动又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根本形式。恒动即不停运动、变化、发展，恒动观是认识事物现象、分析事物变化、把握事物本质规律所持有的运动、变化、发展的一种哲学观点。

2、宇宙和自然界

《素问·天元纪大论》中的“天地之阴阳者，应天之气，动而不息”，以及《素间·阴阳离合论》中的“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均阐述了宇宙万物分为阴阳而运动变化无穷。《素间·阴阳应象大论》云：“清阳上天，浊阴归地，……终而复始……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说明宇宙万物阴阳变化，天地之气升降变化为云雨，处于周而复始不停运动的状态。

《素间·六微旨大论》云：“出入废则神机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这种“升降出入”“生从于化”“升已而降”“降已而升”便是《黄帝内经》学术思想在自然恒动变化上的“恒动观”，系统阐释了自然界万物在阴阳之气的、不断的“升降”运动之中生生化化，形成自然界中“生长化收藏”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状态。

3、人体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生命过程、生理活动及疾病过程亦属恒动过程。首先，《灵枢·天年》以十为数阐述人体生命过程的恒动变化；《素问·上古天真论》以七八为数阐述女男生命过程的恒动变化。其次，《灵枢·营卫生会》中的“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营周不休”，以及《灵枢·痈疽》中的“夫血脉营卫，周流不休”，均说明人体在正常生理活动状态下，营卫之气作为人体生命基本物质处于不停的运动中。《灵枢·阴阳清浊》中的“清者注阴，浊者注阳。浊而清者，上出于咽。清而浊者，则下行”，以及《灵枢·营卫生会》中的“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均充分体现人体物质和能量通过升降作用不断运动转化。再次，《素问·热论》中对伤寒的阐述认为，“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三日少阳受之”“四日太阴受之”“五日少阴受之”“六日厥阴受之”，系统阐述了伤寒于人体移经传变和发展的动态过程。同时，《黄帝内经》也描述了疾病，一日内存在“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不同程度的动态发展过程。

无论是五行的生克制化，抑或自然界的“生长化收藏”，还是人体的“生长壮老已”，宇宙万物都时刻处于周而复始的动态平衡状态，故医者临证治疗应动态辨证，遵循物质恒动观原则遣方用药，为善治医者。

（四）整体观

1、概述

《黄帝内经》理论体系中的统一整体观受先秦文化影响，与古代唯物论、辩证法及恒动观相互支撑融合，是古代哲学在中医学理论中的具体反映，整体可理解为统一和完整。自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以来，中医学一直非常重视人体自身统一性、完整性及人体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藏于内者，必有象于外，必有通于外，基于藏象学说、经络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等相关理论。《黄帝内经》理论体系认为，人体是有机的整体，与自然界统一相应。

2、人体自身是有机整体

《黄帝内经》理论体系认为，人体内藏为藏，肢窍体肤为象，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以经络系统为沟通纽带，联结人体六腑、五体、五官、五液等的有机整体，通过精、气、血、津液作用，实现人体系统器官的相互关联，构建了人体自身的统一整体观。《素问·脏象论》云：“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概括了肝象系统的主要构成和主要联系，阐释肝象系统是以肝为中心发挥整体机能，并说明了藏与形体间的联系。《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系统阐释了人体肝、心、脾、肺、肾五脏功能，各有不同且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并以五脏为整体发挥作用共同维持人体生理平衡。《素问·本藏》《灵枢·本输》两个章节都有“心合小肠”“肝合胆”“脾合胃”“肺合大肠”“肾合三焦膀胱”的论述，阐释人体五脏与六腑之间互为表里的统一关系。《黄帝内经》理论体系从藏象理论、五脏学说、经络学说及五脏六腑的表里关系等方面确立了人体自身是有机整体的观点，人体局部病变可引起全身改变，全身改变亦可引起局部病变，故临床辨证要遵从统一整体观念。

3、人与自然界统一相应

《黄帝内经》理论体系认为，人与自然相应、相通、相参。人为藏，自然为象，人体五脏与自然界五时、五色、五味、五性、五化、五气等一一相应，将人体与自然形成天人相应的统一整体观。古人认为，宇宙空间包括整个自然界，更包括人体本身。故《素问·咳论》《灵枢·岁露》中有“人与天地相参”之说；《灵枢·经水》《灵枢·邪客》中有“人与天地相应”之说，强调人与天地统一相应的整体观。《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基于运气学说，把天地的四时六气与人体的五脏五气相互关联为统一整体，可称之为大整体关系。《素问·至真要大论》云：“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充分体现了人体生命活动规律与季节交替规律具有一致性，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四时之变化，对应人体的生、长、壮、老、已生命过程中的生理变化。因此，《黄帝内经》强调对应自然节律和四时变换的自然养生方法，形成了人体顺应自然的从阴阳适四季的养生理论。如春月之时当夜卧早起，夏月之时当夜卧早起，秋月之时应早卧早起，冬月之时应早卧晚起。

八、《黄帝内经》的历史评价

北宋时，高丽国进献《黄帝内经·灵枢》，要求以此交换中国历代史等书。苏轼五次奏本反对，皇帝仍坚持以《册府元龟》等书换回《黄帝内经》。

2011年5月，《黄帝内经》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南怀瑾：《黄帝内经》，它不只是一部医书，它是包括“医世、医人、医国、医社会”，所有的医的书。

《黄帝内经》仅代表当时医学理论水平，它是以自然哲学的思维来解释自然科学问题的理论假说，虽然发现了许多客观的规律与结论，也有不少错误的猜测。《黄帝内经》中概念多，但定义少，需要辩证体会；书中有些概念的含义与现代不同，要区别对待。

1、《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奠基之作，是医学理论著作

《黄帝内经》分为《素问》、《灵枢》两大部分。《素问》偏重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养生防病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基本理论；《灵枢》偏重于人体解剖、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黄帝内经》中包含了大量的哲学、人文、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但它显然以医学内容为主，其它学科的内容也是为其医学理论服务，所以应归属于医学理论著作，是当时医学成就的总结，也是中医的理论源泉，是医学从哲学及其它学科中开始分离的标志。

2、《黄帝内经》是医家的集体智慧，但不代表中医最高理论水平

《黄帝内经》成编于西汉中后期，是集当时众多医学家、哲学家的集体智慧而成，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在历史上也是有重要价值的。它融合了那个时代其它学科的成就，如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恬淡虚无的道家养生观等，无不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健康、疾病认识的最高水平。即使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黄帝内经》中仍有很多正确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黄帝内经》代表了当时医学最高的理论水平，但并不能代表中医的最高水平。任何学科，学术水平整体都是不断前进的，中医自然也不例外。把《黄帝内经》当成圣经，把它的每一句话都当成真理或证据使用，并不符合科学精神。

3、《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假说，不代表理论准绳

《黄帝内经》虽然是中医理论的源泉，总结与发现了许多符合客观实际的规律与结论，对中医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但不可否认，其中也有不少错误的猜测和牵强的解释，很多理论仅是一种假说，需要后世来证实或证伪。成编于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受制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不可能对人体进行深入、细微的本质研究，只能从宏观角度，以取象比类的方法来认识客观世界，也即用自然哲学的理论解释自然科学的问题，这样做的时候，虽然可以发现很多客观规律和正确的猜测，但必然也有不少错误的猜测与歪曲的解释。不必也不能把《黄帝内经》当成宝典，而产生尊古贱今的思想，必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九、达立通颗粒遵循规律，发挥优势

功能性消化不良（FD）是指具有上腹痛、上腹胀、早饱、嗳气、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经检查排除引起上述症状的器质性疾病的一组临床症候群综合征，可单独或以一组症状出现，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功能性胃肠病。胃肠动力障碍被认为是FD最主要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包括胃内食物分布异常、胃排空延迟、小肠传输功能异常、胃容受性障碍、胃十二指肠运动协调失常、消化间期III相胃肠运动异常、胃肠电活动紊乱等被认为是导致FD的最重要机制。

脑肠肽是双重分布于胃肠道和神经系统的肽类物质，包括胃肠激素、胃肠神经肽、神经肽三类。多项研究证实，脑肠肽通过影响胃肠动力及内脏敏感性来调节胃肠道的感觉、运动和激素分泌功能。目前研究已经发现的脑肠肽多达60余种，与FD相关的就有10余种。脑肠肽与FD的关系已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其中研究较多的是胃动素（MTL）、胃泌素（GAS）、胆囊收缩素（CCK）、促生长素（Ghrelin）、瘦素（Leptin）等脑肠肽。

肠道菌群与人体相互依存，在正常人体内它们的数量和种类维持在相对平衡的状态。肠道菌群失调可通过改变胃肠运动、影响脑-肠轴或诱导胃肠黏膜炎症等，引发机体功能紊乱和疾病的产生。FD患者的肠道菌群失调主要表现为肠道菌群种类的变化和小肠细菌过度生长两个方面。研究发现，当FD患者胃肠运动异常，会导致患者小肠细菌向胃反流，同时胃排空延迟使小肠细菌长时间停留在胃中，引起胃内菌群失调。此外，肠道菌群或其代谢产物可诱导患者胃肠免疫激活，释放碱性蛋白（MBP）、5-羟色胺（5-HT）等炎症因子，使患者胃肠黏膜处于微炎症状态，促使消化道症状的产生。近几年的研究还发现，肠道菌群可通过脑-肠轴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释放，以及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发育，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功能，使患者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精神状态，从而加重患者的FD症状。

2016年发布的《功能性胃肠病罗马IV诊断标准》将功能性胃肠病定义为脑-肠互动异常，强调其症状的产生与动力障碍、内脏高敏感性、黏膜和免疫功能的改变、肠道菌群的改变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处理功能异常有关。精神心理因素可通过脑-肠轴影响内脏敏感性、刺激相应脑区、调节脑肠肽分泌等途径引起的胃肠动力障碍和异常感觉，从而参与对FD的调控。《罗马IV》标准解释了功能性胃肠病（FGIDs）的发病机制，说明人们对FGIDs的认识随着研究证据而转变，其发病由单一的动力异常转变为包括神经胃肠病学、脑肠互动多方面异常。在治疗方面，目的在于迅速缓解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去除诱因，恢复正常生理功能，预防复发，其中药物治疗，尤其是促动力药物不可替代。

胃肠运动受神经和体液两方面因素的调节，促动力药物是增强胃肠动力和胃肠道物质转运的药物，作为FD的经验性用药，可以直接或间接刺激胃肠道平滑肌收缩，促进胃排空，加速肠道传输，可明显改善上腹饱胀、早饱等餐后不适症状，其药理作用的基础是受体的不同类型和分布：乙酰胆碱（ACh）与平滑肌上M受体结合，可直接促使平滑肌收缩；阻断外周多巴胺受体，可增加食管下部括约肌的压力，调节胃及十二指肠的蠕动，促进胃排空；激动胃肠道胆碱能中间神经元及肌间神经丛5-羟色胺4（5-HT4）等受体，可刺激ACh释放，增强胃、肠运动。

胃肠促动力药物按发展顺序依次为外周、中枢多巴胺受体拮抗剂（甲氧氯普胺）、外周多巴胺受体拮抗剂（多潘立酮）、5-羟色胺（5-HT）受体激动剂（西沙必利、替加色罗、莫沙必利）、多巴胺D2受体阻滞和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伊托必利）等。甲氧氯普胺是一种多巴胺D2受体拮抗剂，对多巴胺D2受体没有选择性，所以也可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的最大副作用就是惊厥、发音困难、肌肉震颤和共济失调等锥体外系反应，较常见的不良反应为昏睡、烦燥不安、疲怠无力。外周多巴胺受体拮抗剂多潘立酮首次于1978年获得批准，目前在100多个国家获批上市，1989年作为处方药在中国上市，多年的临床实践证实多潘立酮治疗消化不良疗效高，同时具有起效快，药效持久的优势，但同时也被发现可能导致心律不齐、心房颤动、室性心动过速、心动过缓、QT间期延长和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心源性猝死或室性心律失常等，在内分泌系统或者代谢方面多潘立酮容易引起男子乳房发育或女性月经不调、乳房疼痛等，在骨骼肌肉系统方面多潘立酮会引起小腿痉挛、四肢乏力等，在泌尿生殖系统方面多潘立酮会引起尿频或排尿困难等，在免疫系统方面多潘立酮会引起一些过敏反应（如皮疹、呼吸困难、口唇水肿，甚至是过敏性休克等），在神经系统多潘立酮会引起头痛、失眠、神经过敏等，在精神方面多潘立酮会引起易怒、焦虑等，因此在部分国家已因可能增加心脏不良反应风险而被停用，或被警告建议应尽可能小剂量用药，每日剂量不超过30mg，使用时间越短越好。在美国多潘立酮未被允许上市，而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其适应证仅限于缓解恶心和呕吐症状，不再用于治疗其他适应证如胀气、烧心，并严格限制用量和使用时间。5-HT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和胃肠道的神经递质，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在兴奋肠神经元后蠕动反射中心发挥重要作用，与胃肠道动力关系密切。促动力药中研究最多的是5-HT4和5-HT3受体有关的药物。西沙比利为5-HT4受体激动剂，可促进肌间神经丛节后神经末梢释放Ach，促进全胃肠道的蠕动性收缩，增加胃窦-十二指肠运动的协调性，促进胃排空，对胃食管反流（GERD）、FD、胃轻瘫、慢性便秘等均有一定的疗效，然而因其可致QT间期延长，引起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甚至心搏骤停，目前已撤市。替加色罗为高度选择性5-HT4受体部分激动剂，通过激动胃肠道5-HT4受体促进胃肠道蠕动和肠道分泌，增强胃肠动力，改善餐后胃顺应性，协调内脏感觉，可改善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腹痛、腹胀及腹部不适等症状，因临床观察到逐渐增多的心脑血管事件，也已撤出市场。莫沙必利是一种5-HT4受体激动剂，可以通过乙酰胆碱促进胃肠动力，作用较强，莫沙必利的主要不良反应表现为腹泻、腹痛、口干、皮疹以及倦怠、头晕、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甘油三酯升高以及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和碱性磷酸酶、γ-谷氨酰转肽酶升高；伊托必利的主要不良反应表现为腹痛、腹泻以及便秘，白细胞减少，头痛、睡眠障碍、头晕，皮疹、瘙痒，肌酐和尿素氮升高，除此之外，伊托必利还可以有背部疼痛、手指麻木、手发抖、疲劳等表现，部分患者还会有血清转氨酶升高以及催乳素升高等，而且在动物实验中提示其有潜在致癌作用而限制其在临床中的应用。伊托必利具多巴胺D2受体阻滞和乙酰胆碱酯酶抑制的双重作用，通过刺激内源性乙酰胆碱释放并抑制其水解而增强胃与十二指肠运动，促进胃排空，并具有中度镇吐作用；在消化系统伊托必利可引起腹泻，腹痛，便秘，唾液分泌增加；在神经精神系统伊托必利可引起头痛，睡眠障碍等；在血液系统伊托必利可引起白细胞减少；伊托必利还可引起皮疹、发热，瘙痒、血尿素氮和肌酐值升高、背部疼痛、疲乏、手指发麻、手抖等；伊托必利可增强乙酰胆碱作用，尤其老年患者易出现不良反应，药物过量出现乙酰胆碱作用亢进症状，出现视觉模糊、腹痛、腹泻，严重可出现低血钾、呼吸短促、喘鸣、胸闷、唾液和支气管分泌增多等。

由此可见，促动力化学药物虽然具有较好的促胃肠动力、改善FD症状的作用，但存在明显的不良反应，甚至严重的不良反应，对于FD这种需要长期服药治疗的慢性病，存在明显的安全性风险，因此需要寻找长期服用安全有效的治疗药物，以满足临床需求。而中医药在治疗功能性胃肠疾病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功能性消化不良是中医药治疗的优势病种。

虽然中医并无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病名，但中医对上腹痛、上腹胀、早饱、嗳气、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等FD症状早有认识，将其归于中医痞满的范畴。痞满之病名首见于《黄帝内经》，称为否、满、否塞、否膈等。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曰：“备化之纪……其病否”，“卑监之纪……其病留满否塞”等。《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太阳之复，厥气上逆……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满”、“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指出了本病胸膈满闷、心下痞塞的症状。《素问·太阴阳明论》谓：“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入五脏则填满闭塞”。《素问·异法方宜论》曰：“脏寒生满病。”《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云：“脾不能行气于脾胃，结而不散，则为否。”指出本病的病因病机涉及饮食不节、起居不时、寒邪为患、脾胃虚弱等方面，主要病变脏腑在于脾胃。

在《黄帝内经》之后，许多中医古籍都对痞满进行了论述，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明确痞满的基本概念：“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诸病源候论·痞噎病诸候·诸痞候》提出“八痞”、“诸痞”之名。《景岳全书》中以“痞满”之名立专篇，自此，痞满的病名趋于一致。

张仲景对痞满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具体，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云：“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按之自濡，但气痞耳。”“太阳病，医发肝，遂发热恶寒，因复下之，心下痞。”《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证治第十》亦云：“夫人绕脐痛，必有风冷，谷气不行，而反下之，其气必冲，心下则痞。”。这些论述均认为痞满多因外感表证未愈，误下伤中，损伤脾胃，正虚邪陷，结于心下，阻碍中焦气机升降运行而发病。《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亦云：“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噎食臭。”“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指出痞满的发生与食滞中阻有关，是由于暴饮暴食，恣食生冷，食谷不化，阻滞胃脘，痞塞不通所致。

《兰室秘藏》曰：“脾湿有余，腹满食不化“、“或多食寒凉，及脾胃久虚之人，胃中寒则胀满，或脏寒生满病”，认为痞满的生成是由于脾胃失健，水湿不化、酿生痰浊，痰气交阻，中焦气机不利，升降失司所致。《景岳全书·痞满》谓：“怒气暴伤，肝气未平而痞”，认为痞满的生成是由于七情失和所致。《诸病源候论·否噎病》曰：“夫八否者，荣卫不和，阴阳隔绝，而风邪外入与卫气恚气积，或坠堕内损所致。其病，腹内气结胀满，时时壮热是也。其名有八，故云八否。”提出引起痞满的原因非只一端，概其病机，不外乎营卫不和，阴阳隔绝，气血壅塞，升降失常。金代李东垣倡脾胃内伤之说，其所论脾胃病的致病原因，如饮食不节、劳逸过度、喜怒忧恐皆与本病有关。《丹溪心法·痞》中认为“痞者与否同，不通泰也”、“脾气不和，中央痞塞，皆土邪之所为也”，强调本病病位在脾胃。

明清医家在汇集前贤论述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补充，如李中梓《证治汇补·痞满》认为：“有湿热太甚，土来心下为痞者，分消上下，与湿同治。”提出以感受湿热之邪，阻滞中焦为发病机理的观点。林珮琴《类证治裁·痞满》中说：“暴怒伤肝，气逆而痞。”“噎膈痞塞，乃痰与气搏，不得宣通。”认为痞满发病与情志失和、痰气搏结有关。清代张璐对本病的认识充分考虑到了患者的体质，《张氏医通·诸气门》曰：“肥人心下痞闷，内有湿痰也”,“瘦人心下痞闷，乃郁热在中焦”,“老人、虚人”则多为脾胃虚弱，转运不及等。

由此可见古代医籍所论痞满的病因病机有饮食不节、起居不时、寒气侵犯、表邪内陷、湿热所侵、情志不和、痰气搏结以及脾胃内伤等方面，所涉及的脏腑有肝、脾、胃等，并充分考虑到了患者的体质在发病中的影响。

通过从病名证候、病因病机、辨治等方面对中医古籍论述痞满证进行的梳理，可见《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金匮要略》《丹溪心法》《医学正传》《景岳全书》《临证指南医案》《灵枢·本神》《巢氏病源·气病诸候·结气候》《医经溯洄集》《临证指南医案·郁》《血证论》等多部中医古籍对该病的病机、诊断和治疗均有详细论述，但认为对痞满证的认识源于《黄帝内经》，而辨证论治则奠基于张仲景，隋唐时期有所充实，金元时代逐渐深入，明清期间日趋完善，后世进一步充实、完善，对当今痞满证治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如《伤寒论》对本病证的理法方药论述颇详，如谓“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心下痞，按之濡”，提出了痞的基本概念，并指出该病病机是正虚邪陷，升降失调，并拟定了寒热并用，辛开苦降的治疗大法。《诸病源候论·诸痞候》则结合病位病机对病名要领作出阐释：“诸痞者，营卫不和，阴阳隔绝，脏腑痞塞而不宣，故谓之痞”，“其病之候，但腹内气结胀满，闭塞不通。”《丹溪心法·痞》将痞满与胀满作了区分：“胀满内胀而有形；痞者内觉痞闷，而外无胀急之形也，”李东垣《兰室秘藏·心腹痞闷门》中辛开苦降、消补兼施的枳实消痞丸更是后世治痞名方。张介宾在《景岳全书·痞满》中指出：“凡有邪有滞而痞者，实痞也；无邪无滞而痞者，虚痞也。”这种虚实辨证对后世痞满诊治颇有指导意义，为后世进一步深入研究本病奠定了基础。

但因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前人的认识亦不乏缺陷之处。如前人因受《伤寒论》的影响较深，在脾胃虚弱方面多认为阳气不足，而忽视了阴津不足，在补益脾胃治痞满时很少提到养脾胃之阴的治法。这显然有悖于中医阴阳学说。即使至清代，温病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叶天士创立了胃阴学说，其后的唐容川在《血证论》中也重视养脾阴，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也认为“阴虚专责于脾”，还有费伯雄在《医醇賸义》中论及脾、胃、大小肠各有燥证，都很少论及用养脾胃阴法治疗痞满。其实从当今的临床实践中可发现，有不少痞满是属于胃阴不足，或兼郁热，用养胃阴或清郁热法治之常常奏效，这就是对前人重于温补而略于清滋这种缺陷的补充。此外，前人从血瘀论治痞满的论述亦很少。从现代微观辨证的方法去分析慢性胃炎，尤其是萎缩性胃炎合并胃黏膜非典型增生和肠上皮化生等癌前病变，当属于中医学的血瘀证，用活血祛瘀法治疗既可改善痞满证候，也可逆转癌前病变。因此，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对痞满的辨证论治亦应不断探索和创新，以提高治疗痞满的临床疗效。

现代《中医药学名词》对痞满病名的定义是脾胃虚弱，运化无力，以脘腹痞闷，时缓时急，喜温喜按，得温则舒，不知饥，不欲食，身倦乏力，四肢不温，少气懒言，大便溏薄，舌淡，苔薄白，脉沉弱等为常见症的痞满证候。在总结前人对痞满认识的基础上，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认为痞满，情志致病者，气病居多，郁占首位，郁先伤肝，致肝失疏泄，导致胆汁分泌排泄障碍，脾胃之气升降失常，脾胃纳运失司，导致胃肠病证的发生；另一方面，肝失疏泄可致情志改变，出现急躁易怒、烦躁不安等肝疏泄太过或情志抑郁、闷闷不乐等肝疏泄不及的表现。

从病理解剖学角度分析，FD无明确的病理改变，常因患者焦虑、忧愁等情绪变化刺激自主神经系统，引起胃肠功能异常，导致一系列胃肠不适症状出现。这与情志异常导致肝失疏泄，影响脾胃气机升降，进而致病的中医观点相吻合。根据FD的主要症状和相关临床表现，可将其归于“胃脘痛”“痞满”“嘈杂”等病症的范畴。该病病位在胃，涉及肝脾。若情志不畅，气机失于条达，郁滞于内，伤肝犯脾，致胃肠传导失司，则表现出胃脘痞满、疼痛，不思饮食，嗳气、反酸等一系列FD常见症状。肝失疏泄与情志不遂互相影响，更易加重各种胃肠不适症状，形成恶性循环。研究显示，肝气郁结可导致胃动力障碍，采用疏肝理气的方法治疗FD，可调节患者胃肠激素、神经肽S受体1、脑肠肽SP、应激蛋白HSP的表达水平，通过增强胃肠蠕动、减轻应激损伤等途径提高临床疗效。疏肝理气法可上调SCF/c-kit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以促进胃肠动力；可调控CREB/BDNF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以改善FD胃肠动力障碍及抑郁状态；可通过脑﹣肠轴系统调节血清脑肠肽的变化，调控神经内分泌网络的功能状态，改善FD患者的胃肠症状和精神情绪异常。有临床研究证实，疏肝理气法能够明显改善FD患者胃肠道症状，调节患者精神心理负担。由此可见，肝失疏泄是FD的重要病机，并与情志失调因素相互影响，中医药治疗FD具有独特的优势，达立通颗粒就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治疗FD的中成药。

（一）根据中医药理论对达立通颗粒处方的论述

针对运动障碍型功能性消化不良病机，治疗上宜在通利消滞、和胃降逆的基础上，佐以清热解郁之剂。另一方面，本病邪实为患，耗伤正气，此时若单纯运用行气消导之品，恐重伤脾胃之气，使正气日虚，邪气益盛，故处方设计时应注意到补虚健脾之品的配合。达立通颗粒处方根据古人“腑气以通为用”的原则，处方中大部分药味都具有调节胃肠功能、促进消化之功效，而且处方用药得到现代药理的支持，治以通利消滞和胃降逆之法，在此基础上，亦兼顾清热解郁和扶正之品的运用。

达立通颗粒方中十二味中药材均为中国药典收载品种。方中柴胡、枳实为君药，木香、清半夏、陈皮共为臣药，蒲公英、六神曲（炒）、焦槟榔、焦山楂、鸡矢藤、党参、延胡索为佐药。

柴胡性味苦、平，入心包络、肝、三焦、胆经。既能轻清升散，又能疏泄，具有舒肝解郁清热，调理胃肠滞气的功能，是治肝气郁结之要药。《本经》云：“主心腹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本草备要》云：“主阳气下陷，平肝、胆、三焦、包络相火。”诸气机结则滞涩，行则畅通，本品既能舒肝解郁，条畅气机，又能升举清阳之气，最适合肝脏喜条达而主疏泄之本性。

枳实性味苦、微寒，入脾胃经，有破气消积，泻痰除痞之功能。用于饮食不消，胃肠积滞，脘腹胀满，胸胁痞满,腹痛便秘，泄痢不畅诸证。《本经》言:“除寒热结。”《别录》谓其：“除胸胁痰癖，逐停水，破结实，消胀满，心下急痞痛。”枳实行脾胃气机壅滞，破气除胀，消积导滞。

柴胡、枳实共为君药，一在肝，一在胃。一重在舒肝理气，一重在和胃行滞，二药合用，具有理气行滞、和胃降逆的功能，对肝胃气滞所致脘腹胀痛大有作用。

木香性味辛、苦、温，入脾、大肠经，功善行气止痛。用于脾胃气滞，脘腹胀痛等证，凡气滞诸痛均可用之。《珍珠囊》谓其：“散滞气，调诸气，和胃气，泻肺气。”《大明本草》言之：“治心腹一切气，膀胱冷痛，呕逆反胃，…健脾消食。”木香气味芳香，行气止痛功效颇佳。此处用之配合君药用治胁肋脘腹胀满疼痛。

清半夏辛、温，入脾胃经。功善消痞散结，降逆止呕，燥湿化痰。用于胃气不和，胸脘痞闷，呕恶等，有较好和胃降逆止呕功能。《药性本草》说：“开胃健脾，止呕吐。”《珍珠囊》谓之：“消胸中痞，膈上痰，除胸寒，和胃气，燥脾湿。”

陈皮辛、苦、温，入脾、肺经。功善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用于脾胃气滞，脘腹胀满，恶心呕吐，消化不良等。《本经》说：“主胸中瘕热逆气，利水谷，久服去臭，下气。”《药性论》谓其：“治胸膈间气，开胃。”《本草纲目》谓之：“其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脾乃元气之母，肺乃摄气之签，故橘皮为二经气分之药，但随所配而补泻升降也。”

以上三药互相配合，具有行气消痞，降逆和胃之功，辅助君药理气畅中而共为臣药。

蒲公英，性味苦、甘、寒，入肝胃经。功善清热解毒，为治肝胃气痛之良药。有舒肝解郁，清热健胃之功。《本草新编》说：“蒲公英亦泻胃火之药，但其气甚平，既能泻火，又不损土，可以长服久服而无碍”。本方用之，助君臣药舒肝理气，清热解郁。

六神曲（炒）性味甘、辛，温。入脾、胃经。消食和胃，用于食积不化,脘闷腹胀,消化不良及泻泄等症。《药性本草》：“化水谷宿食，症结积滞，健脾暖胃。”《本草纲目》谓其：“消食下气，治痰逆霍乱，泄痢胀满诸疾。”

焦槟榔性味辛、苦、温。入胃、大肠经。善于行气消积，用于食积气滞，脘腹胀痛，大便不爽等症。《药性论》谓其：“宣利五脏六腑壅滞，破坚荡气，下水肿，治心痛，风血积聚。”《本草纲目》谓其：“治泄痢后重，心腹诸痛，大小便气秘。”

焦山楂性味酸、甘，微温。入脾、胃、肝经。功善消食化积、散瘀行滞，有助脾健胃，促进消化之功，用于食积停滞,油腻肉积，腹痛泻泄等症。《日用本草》:“消食积补脾。”《本草衍义补遗》谓其：“健胃行结气。”《本草纲目》曰：“化饮食，消肉积症瘕，痰饮痞满，吞酸，滞血胀痛。”

鸡矢藤性味甘、酸，平。活血、散瘀、止痛，消食导滞，除湿消肿、解毒。用于脘腹疼痛，食少腹泻痢疾等症。《草木便方》:“补虚痨,调理脾胃元气。”《珍珠囊》：“除湿益气，和中补阳，消痰除水，生津止渴，止泻痢，……得枳实消脾满气分。”《重庆草药》谓其：“健脾除湿，益气补虚。”

以上五药共助君臣药助脾健胃，助运畅中。

延胡索性味辛、苦，温。入脾、肝经。功善活血、散瘀、理气、止痛，凡气滞血瘀引起的胸腹诸痛均可使用。尤其胃脘胁痛，最为适宜。《雷公炮灸论》：“治心痛欲死。”《医学启源》谓其：“治脾胃气结滞不散，主虚劳冷泻，心腹痛，下气消食。”《纲目》：“活血、利气、止痛、利小便。”本品助君臣药行气止痛。同时久痛入络，气滞亦可导致血行瘀阻，故延胡索又能行血散瘀，以消瘀滞，治疗兼证。

党参性味甘，平。入脾、肺经，补中益气。用于脾胃虚弱，气虚不足，脾虚食少，倦怠乏力等症。《本草从新》：“主补中益气，和脾胃，除烦渴，中气微弱，用之调补，甚为平妥”。《本草正义》谓其：“力能补脾养胃，润肺生津，健运中气，…其尤可贵者，则健脾运而不燥，滋胃阴而不湿，润肺而不犯寒凉，养血而不偏滋腻，鼓舞清阳，振动中气，而无刚燥之弊。”

本证肝胃气滞，中满不消，然行气消导之剂用多恐伤正气，故用小量党参固护脾胃之气，以达到祛邪兼顾正气，驱邪而不伤正之目的。

以上七味药，共助君臣药舒肝和胃，行气止痛、清热解郁，共为佐助。

以上诸药的归经均与肝、脾、胃经有关，故不再另设引经使药。

诸药配合，共奏清热解郁，通利消滞，和胃降逆之功，使肝气条达舒畅，胃得通降，诸证皆除。

（二）达立通颗粒的药理药效作用、功能主治和临床应用

达立通颗粒是由柴胡、枳实、木香、陈皮、清半夏、蒲公英、焦山楂、焦槟榔、鸡矢藤、党参、延胡索、六神曲（炒）12味中药材经提取有效成分分制成的无蔗糖型颗粒剂，研究结果显示，达立通颗粒能促进胃肠运动、胃排空、胃蛋白酶分泌，抑制胃酸分泌，调节胃动素、脑肠肽、神经递质、肠道菌群平衡，止吐，镇痛等作用，具有清热解郁、和胃降逆、通利消滞的功效，用于肝胃郁热所致痞满证，症见胃脘胀满、嗳气、纳差、胃中灼热、嘈杂泛酸、脘腹胀痛、口干口苦，动力障碍型功能性消化不良疗效显著，无明显不良反应，连续多年被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相关诊疗指南或专家共识推荐用于FD的治疗，是中成药治疗胃肠疾病优势病种临床应用指南的推荐品种，其临床应用十几年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表明，达立通颗粒是治疗动力障碍型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理想药品。

文献资料

1、钱会南等，黄帝内经·太素之理论框架探析，世界中医药，2014，9（11）：1408～1412

2、王璇等，《黄帝内经》生命哲学与儒道佛思想的共性分析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45（2）:159～163

3、刘寨华等，《内经》“精”理论范畴概念探讨，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9，15（6）：413～414

4、秦绪花等，浅论《内经》五脏精神现象的物质基础，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11，23（2）：26～27

5、郝宇等，对中医学阴阳内涵的反思，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40（12）:973～977

6、黄穗平，中医古籍论痞满证治，新中医，2001，33（10）：5～7

7、王驰，古代医籍对痞满的病因病机论述，浙江中医杂志，2009，44（9）：682

8、姚春鹏 译注，黄帝内经（上、下共两册），第2版，北京，中华书局，2022，3

9、崔志林等，《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哲学观研究概述，中国药业，2023，32（3）：123～126

 

本文仅供专业人士参考。

 

本文综合整理自南昌弘益药物研发团队，欢迎转发，禁止转载，转载授权请联系0791-8816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