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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王朝对官吏的选拔各有其历史发展过程和时代特征，但“选贤”是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

宋代苏轼总结，“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

这段话实际上划出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部落时代的推选禅让制、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时期的客卿制、礼贤下士和军功爵制，魏晋时期的察举制、征辟制、九品中正制，隋唐以降的科举制。举其要者，察举与征辟、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最为关键。

从这个历史脉络可以看出，先秦儒家“选贤”理念逐渐为后世帝王所接受，在秦汉至明清的漫长年代里发展出了一系列富于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特色的制度建构与治理模式。

所谓察举，就是由皇帝下诏公开征求人才，由各级主要官员将本人发现或民间公认的出众人才向朝廷推荐，经过一定形式的考察后择优录用。九品中正制则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为原则，把有统治才能的庶门之人纳入选官制度。

不过，不管是“察举”“征辟”，还是“九品中正制”，都具有特殊主义与等级色彩。隋唐以降实行的科举制，进一步贯彻“选贤与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发散性影响。

比如，日本就在借鉴中国唐代科举选官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选官制度；美国人丁韪良在1896年出版的《中国环行记》中称，“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

借由科举考试，中国从宋代开始不仅大为拓宽了选拔人才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读书人有制度化渠道向上层流动。据统计，明清两朝的进士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虽读过书却未做官的寒门出身。

明清之际，船山先生提出“公天下”的社会理想：“仁以厚其类则不私其权，义以正其纪则不妄于授。”科举制度中内含的尚贤与公平，既是对君权的辅助，又因实践了“不妄于授”，使封建王权受到了限制，让社会得以保持稳定而有效的流动。

王夫之“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的理念与罗尔斯“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的机会公平原则有相通之处。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特点：“12个世纪以来，社会地位在中国主要是由任官的资格，而不是由财富所决定的。此项资格本身又为教育，特别是考试所决定。中国历来最为突出的是将人文教育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

任何一种跨越都不可能是断其根本、切掉来路的。文化如此，制度及其实践亦如此。深入理解传统政治中“选贤”的源流与脉络，批判继承合理性因素与经验，才能真正赓续一种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