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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一生是政治的一生。他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庙堂里诞生的抒情者。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没有走入逆境，很可能成为西方的那种“桂冠诗人”，咏庙堂之趣，歌庙堂之德，而且不乏强大、绝美和华丽。他将领受一切王权的光荣和恩惠，获得崇高的世俗地位。以他的资质、能力和身份，完全谐配那顶桂冠。

然而屈原走向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他是一个政治失意者，一个被排挤和倾轧的庙堂忠臣，进而成为一个流放者。记载中至少有过两次流放，一次比一次悲苦，一次比一次不堪，压力加大，苦难加重，最后穷途末路，一死了之。

这一切的根源颇为复杂，有政见之争，有个人恩怨，还有其他种种难言的一切，但政见分歧可能是一个症结。楚国宫廷内部虽然纷争繁复，却有一个基本而重要的选项，它将朝臣分成两大派别：亲秦派与亲齐派。秦国与齐国构成了一西一东两大存在，一个是军事强国，一个是经济强国，有着不同的文化结构和生活指向。在七雄竞逐的政治版图上，领土阔大的楚国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倒向和倾斜于某一方，后果将是致命的。

诸侯割据、四分五裂的战国时代，催生了一大批“合纵连横”的摇唇鼓舌者，即所谓的“纵横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为张仪和苏秦。这些巧舌如簧之流走马灯似地穿梭于各诸侯国之间，使整个社会局面更加动荡。从一段段奇妙的历史记载中，便能感受那个充满了戏剧性的特殊时代，那些记录简直不像真实的历史，而更像一出演义，像埋下了伏笔的戏剧设计，像一支挂在墙上必要打响的枪，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中所规定的格局：既惊心动魄又过于巧设。

可是真实的历史确是如此，张仪和苏秦之辈屡屡得手，他们以一人之力搅动天下，无论是秦国、齐国，还是其他五个大国，无论多么神圣庄重的盟约，多么足智多谋的臣僚，多么威赫的文武班底，竟然都难敌一人口舌之力。他们时而唇枪舌剑，时而声情并茂，其巨大的说服力、诱惑力简直令人不可想象，叹为观止。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当时的政治、外交、军事与经济，甚至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未来，并且直到几千年之后的现代社会，都要承受当年的历史后果。

当时中华民族曾面临许多选择，或是将命运指针拨向穷兵黩武的西部强秦，或是拨向繁华富庶的东方齐国。齐地海风吹拂，物质富裕，昌明而奢华，其强劲的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在战国时期最为突出。它与秦国那种严苛、凛冽的高原性格相距甚远，与现代物质主义的挥霍奢糜、与强大娱乐主义的末世情结，倒是颇为接近。当时处于齐国腹地的东夷族已经发明了炼铁术，从而使冷兵器时代发生了一次飞跃，出现了更加锋利的刀剑和箭簇，于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原来铜锡合金为主的金属兵器，得到大幅度的跃升和改良，杀伐之力大为加强。

在发明者的故乡齐国，由于财富的巨量积累，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诸侯国，所以齐人拥有非同一般的军事力量，甲胄闪亮，军服炫眼，马匹强壮，战车坚固，可以说齐国的一切，无不令出使该国的屈原惊叹。记载中鼎盛时期的齐军气象非凡，所向披靡，只是到了后来，齐国的繁华和富裕走向了反面，它的豪奢浮华、物质主义、娱乐至上使国民慵懒颓废，国家政体变得虚浮无力，国民精神涣散，心理颓丧。于是历史记载中又出现了另一种描述：这些装备精良的齐国士兵徒有很强的观赏性，一旦拉到战场上，战鼓一响，弓箭一发，即扔下武器四散而逃。这都是后话了。除了铁的发明，齐国人还发明了丝绸和纺织术，柔软华丽、轻薄到不可思议的丝绸，成为天下最精美、最令人惊叹的物产。有了丝绸才有后来的“丝绸之路”，让整个世界为之惊艳。通过那条蜿蜒曲折、悠长遥远的道路，才有了汉文化的西进传播。

当年齐国的丝绸会对诗人屈原产生多么大的诱惑，它不同于冰冷的铁，它不是坚硬的、单调的，而是滑润的、五彩斑斓的。直到今天，丝绸的代表作仍然存于齐国故地周村，可见这个传统是多么顽固而深远。如果说铁器代表了生硬与残酷，那么丝绸就代表了享用和安逸，它是日常生活中柔软的代表，是享受和娱乐的象征。后来人们几乎可以忽略齐国与铁的关系，却牢牢记住了它与绸的关系。

位于长江流域的楚国，面对秦国和齐国伸出的橄榄枝，也就变成了“铁与绸的选择”。丝绸的柔软、起伏如大海之波，与三面环海的齐国气质更为接近。铁虽然产生于东方，最大受益者却不是发明者东夷族，不是齐国，而是西部高地上的秦人。铁的冷硬锋利使人想起凌厉严酷的西北风。就文化血缘上的亲近感而言，屈原自然会选择齐国，这缘于那种浪漫的文化血脉。齐国松弛开放，神仙文化源远流长，有迷人的《韶》乐，更有思想的都会稷下学宫。鱼盐代表着富足，屈原向往东方，向往大海，在今天看来，似乎更接近于一种现代思想和审美方向。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浑身挂满鲜花的纯美诗人会选择西部强秦；那些海雾微茫中的仙山与放逸，与冲淡的老庄思想有着某种相似之处。还有齐人邹衍关于大九州的浪漫想象，显然都在预示一条自由开放之路。

在齐、秦、楚三国鼎立时期，楚国的任何选择都举足轻重。楚国拥有长江淮河流域的广大土地，物产丰富，气候湿润，景致优美。楚人倔强、强悍，具有非同一般的心智和力量。楚国有一句传播很远的民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其意是，即便楚国只剩下三支氏族，也能灭亡秦国。这是多么雄壮的豪志，令人恐惧，与陶醉在物质享受和消遣娱乐中的齐国是多么不同。后者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和巨量财富，有着令人迷恋的音乐艺术，甚至还发明了足球。记载中，齐国都城临淄的居民，生活优越闲适，趾高气昂，这在战乱频仍、争夺惨烈的冷兵器时代，是多么危险的一种生存状态。实际上，这种繁华与优越最不堪一击。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势之下，楚齐联合多么明智和重要，那将是财力与强悍的结合，并体现了伦理的优越性。相对于冷酷、粗蛮和血腥的强秦，这种联合将是中华民族的理想选择，是楚人获取最大利益、拥有美好未来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作为外交大臣，诗人屈原几次出访齐国，并且有过长长的滞留期。在那个舒缓富裕的国度里，他感受到了人性的舒畅与自由，其情感的靠拢是自然而然的。一个明晰洞察的诗人，对于齐国当然也不可能毫无保留，只是在记载中我们没有看到留下来的相关文字。总之，以诗人为代表的亲齐派一度占了上风，最终却由于各种原因失败了，楚国竟然选择了秦国。其结局就是楚怀王被强秦囚禁，楚国惨败，国破家亡，楚国都城被迫迁移，群臣溃逃。

这段历史不堪回首，与国家共存亡的诗人也走向了自己的末路，投向了大江。水波像丝绸一样起伏抖动，抚摸、缠裹着诗人，一起奔向那个遥远的所在。冰冷坚硬的铁割裂了绸，战胜了绸，从此，一个民族不幸的未来便依次展开。